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，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。便是：“这时候，中国的政府，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。”曹魏、司马晋，起初都是军阀，不必论了。晋武平吴之后，便撤废州郡兵备，原也有意于偃武修文；无如一方面又想行“封建制度”，诸王都给以兵权，就酿成了“八王之乱”。于是“中央政府解纽”，各地方的权力自然扩张起来。这时候，北方五胡的势力日盛，解纽之后的地方政府，无论怎样抵敌不住它。所以虽然有刘琨、王浚等几个想竭力支持的人，也是终于灭亡。至于南方，究竟离五胡的势力稍远，长江一带还能自保，就成了东晋和宋、齐、梁、陈五朝汉族逃难的地方。却是南方的形势，从长江下流，想要渡江而南，是很难的（长江下流的津要，是采石和京口两处，以当时军事上的形势论，北军很难飞渡，所以有“长江天堑”的话）。而荆、襄一方面，受北方的压迫较重；荆、襄设或不保，从上游顺流而下，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。所以自来立国南方的，没有不以荆、襄为命脉。三国吴要力争荆州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因此之故，晋室东渡以后，荆、襄方面不得不屯驻重兵，以御北方（当时荆州的形势，在事实上总较扬州为强）。晋室东渡以后，所以能立国，固然靠此；而中央政府常受荆州方面的压迫，也是为此。在刘裕灭掉桓玄以前，这种形势始终没有改变。刘裕以一介武人，而尽灭掉其余的武人。论理，中央政府的权力，可以大振；然而当时虽把功臣宿将除尽，而因防御北方的缘故，外兵仍不得不重。于是芟除功臣宿将的结果，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，以致对外不竞；而国内则外兵既重，中央政府，仍不免受其压迫，齐、梁、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（还有许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）。所以从董卓入据洛阳以后，到隋朝统一天下以前，“汉族四百年的政府，可以说全是给军阀盘踞”（公元189—589年）。读史的人，总说外兵不重，不能抵御异族的；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镇，就有辽、金、元之祸。这种观察，是全然误谬的。宋朝的灭亡是另有原因，和去藩镇全无干涉；而且契丹的侵入，不是藩镇引它进来的吗？这个且待将来再论。即以东晋论，当时荆州的兵力，似乎替国家捍御一点外患；然而若不是荆、扬二州，互相猜疑，东晋恢复北方的机会就很多；桓温没有下流的掣肘，刘裕没有内顾之忧，恢复北方的事业，都未尝不可以成功。所以内外乖离，最是立国的大忌，所以军阀对于国家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这个并不是说要去兵；正因为有了骄横的军阀，往往只能对内，并不能对外；到国内乖离之后，就是把别国人引进来，都是在所不恤的。这个是历朝的史事，都是如此，略为留心一点，便可以看得出。以上是就对外一方面论。就对内一方面论，军阀政府的罪恶就更大。因为军阀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为何事的。所以行不出一点好政治来，而且本有的好政治，还要给它败坏。把下文所讲魏晋以后的政治制度和两汉一比较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还有一种昏淫的君主，也是军阀政府所独有的，崇尚文治的皇室很少。我如今且举个齐东昏侯做个例子。

    帝在东宫，便好弄，不喜书学……在宫尝夜捕鼠达旦，以为笑乐……性讷涩少言，不与朝士接……常以五更就卧，至晡乃起。王侯以下，节朔朝见，晡后方前，或际暗遣出。台阁案奏，月数十日乃报，或不知所在；阉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，并是五省黄案……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，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，左右数百人，常以自随；奔走往来，略不暇息。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……渐出游走，不欲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惟置空宅而已。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。既往无定处，尉司常虑得罪，东行驱西，南行驱北；应旦出，夜便驱逐……临时驱迫，衣不暇披，乃至徒跣走出；犯禁者应手格杀，百姓无复作业，终日路隅。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，皆空家尽室。巷陌县幔为高障，置人防守，谓之“屏除”。高障之内，设部伍羽仪；复有数部，皆奏鼓吹羌，胡伎鼓角横吹。夜反，火光照天。每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幡戟横路……或于市肆左侧，过亲幸家，环绕宛转，周遍都下。老小震惊，啼号塞道。处处禁断，不知所过。疾患困笃者，悉㧏移之，无人㧏者，扶匐道侧，吏司又加捶打，绝命者相系。从骑及左右，因入富家取物，无不为尽。工商莫不废业，樵苏由之路断。至于乳妇昏姻之家，移产寄室；或舆病弃尸，不得殡葬，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，吏惧为监司所问，推至水中，泥覆其面，须臾便死，遂失骸骨……三年，殿内火……其后出游，火又烧濬仪、曜灵等十余殿，及柏寝；北至华林，西至秘阁，三千余间皆尽。左右赵鬼，能读《西京赋》，云：“柏梁既灾，建章是营。”于是大起诸殿……皆币饰以金璧。……潘氏服御，极选珍宝，主衣库旧物，不复周用，贵市人间；金银宝物，价皆数倍……都下酒酤，皆折输金，以供杂用，犹不能足。下扬、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，计功为直，敛取见钱，供太乐主衣杂费；由是所在塘渎，悉皆隳废，又订出雄雉头，鹤氅白鹭缞，百品千条，无复穷已。亲幸小人，因缘为奸，科一输十……百姓困尽，号泣道路。少府大官，凡诸市买，事皆急速，催求相系；吏司奔驰，遇便虏夺。市廛离散，商旅靡依。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，穷奇极丽，当署种树，朝种夕死，死而复种，卒无一生。于是征求人家，望树便取，毁彻墙屋，以移置之……纷纭往还，无复已极……明帝时，多聚金宝，至是金以为泥，不足周用，令富室买金，不问多少，限以贱价，又不还直……潘妃放恣，威行远近。父宝庆，与诸小共逞奸毒，富人悉诬为罪，田宅赀财，莫不启乞，或云寄附隐藏，复加收没。一家见陷，祸及亲邻；又虑后患，男口必杀……（《南史·齐本纪》下）

    宋的前后废帝，齐的郁林王，陈的后主，都是这一路人。为什么这样淫暴的君主，专出在这个时候？原来一国的文化，绝不是普及于全社会里的各阶级的。这种人，都是沉没在社会的下层的。历朝开国的君主，固然都是这一种人，然而得国之后，总要偃武修文，一两传后，就把这种性质变掉。独有南北朝时代，它的政府始终没改掉军阀的性质，就自然产出这一种人。这也可见得武人当权的弊窦。

    至于北方，则当时始终在异族政府之下，而异族的君主也是极淫暴的。我如今再举个石虎为例。

    季龙性既好猎，其后体重，不能跨鞍，乃造猎车千乘，辕长三丈，高一丈八尺。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，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。克期将校猎，自灵昌津，南至荥阳，东极阳都，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，有犯者罪至大辟。御史因之擅作威福，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，求之不得。便诬以犯兽，论死者百余家。海、岱、河、济间人无宁志矣。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。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。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东宫十有二等。诸公侯七十余国，皆为置女官九等。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，为三等之弟，以分配之。郡县要媚其旨，务于美淑。夺人妇者，九千余人。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势因而胁之，率多自杀。石宣及诸公及私令采发者，亦垂一万，总会邺宫。季龙临轩简弟诸女，大悦，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。自初发至邺，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，缢死者三千余人，荆、楚、扬、徐间，流叛略尽，宰守坐不能绥怀，下狱诛者五十余人（《晋书·载记第六》）。

    当时北朝里这种残暴不仁的人极多，其最甚的，就是刘聪、刘曜、苻生、赫连勃勃等。北齐的文宣帝、武成帝、后主等，虽然系出汉族，然而久已和胡人同化，也可以认他们做胡人。其中也有一派比较文明一点的，便是鲜卑慕容氏、氐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等。这个大约因各族感受汉族文化的不同而异。当时诸族之中，最淫暴的，是胡、羯；鲜卑、氐、羌，都比较文明些。这个也有个缘故。汉朝的征服异族，对于匈奴用力最多，所以当时的匈奴虽然降服，还时时存一怕它复叛的心，养之如骄子（看《前后汉书·匈奴传》。便可知道）。至于氐、羌两族，却又不免凌侮它。只有鲜卑，住在塞外，和汉族的关系较疏。既不受汉族的压迫，也不能压迫汉族。两族的关系，虽然也有时小小用兵，然而大体上，却总是通商往来的一种平和关系。所以匈奴因受优待而骄；氐、羌两族，又因受压迫，而不能为正当的发展。只有鲜卑人，最能吸收汉族的文化。所以他们灭亡的时候，也是不同。胡、羯是暴虐不已，终于自毙的。鲜卑却是吸收了汉族的文化，慢慢儿同化的（氐、羌人数较少，所以和别一族融合，较为容易）。北魏孝文帝的厉行改革，读史的人都说他是失策。这种观察，也是误谬了的。议论他的人，不过说他是：从此以后，就同化于汉族，失掉本来雄武的特质。然而不如此，难道想永远凭借着武力和汉族相持吗？后来的女真、满洲，都是实行这种政策的，然而“其效可睹”了。这个且待后来再行详论。总而言之，以塞外游牧的民族，侵入中国，其结果，和汉族同化而融合，是不可避免的。只看你决心走哪一条路罢了。那么，是拣胡羯的一条路走呢？还是拣鲜卑的一条路走呢？这种道理，难道北魏孝文帝都能晓得吗？这也未必其然，不过一种爱慕文化的心理，实在能够教人消灭种族之见罢了。这也可见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，实在有益于平和。